韩国越来越多90后选择不婚不育 现实困境下的自我保护

生育是一个涉及几十年未来的重大决策，短期的现金补贴不太可能产生决定性影响。朴志秀刚过完27岁生日，除了高三时一段仅维持了3个月的恋爱，她的情感长期空白。尽管有过心动，但她对进入亲密关系甚至婚姻感到排斥，认为维持好朋友的关系就足够了。从小听着父母的争吵声，看着母亲为家庭所牺牲的一切，她很早就对婚姻产生了恐惧，决定既不结婚也不生育。谈到未来，她格外坚定，希望只管好自己一个人。

与朴志秀不同，1994年出生的金素英在充满爱意的家庭氛围中长大，有一个哥哥，但父母完全不重男轻女，支持她的每一个决定。尽管如此，金素英也坚定地拒绝生育。对于结婚，目前单身的她怀着“遇到合适的人会考虑，没有也无所谓”的态度。

在韩国的“90后”一代中，不结婚、不生育已成为不少人的选择。一项调查显示，在受访的2000名20—49岁男女中，42.6%表示“没有生育意愿”，女性远远多于男性。金素英和朴志秀都是典型的韩国Z世代年轻人，这一群体更关注自我，习惯且享受独处，很多人拒绝恋爱、结婚与生育，韩国社会用“三抛世代”形容。深入他们的故事会发现，选择背后是一个个现实困境：就业、住房、私立教育等。

李民河今年30岁，从弘益大学本科毕业后，住进了距离首尔大学不远的新林洞，开始准备公务员考试，梦想是成为刑警。新林洞作为知名的“考试村”，时间与空间都被压缩到极致。遍布街区的考试院由一个个只有2—5平方米的格子间构成，每间只能放下一张窄床和备考用书。从早上7点到晚上10点，考生们挤在培训机构和自习室里，除了学习什么都不做。竞争激烈，大多数人会失败。李民河准备了三年都没有成功，从2022年起转而寻求企业工作。她组织了一个“求职小组”，由25—30岁的求职女性构成，每天只做两件事：互相修改简历、给对方面试。经过一年多的努力，李民洋试图顺利入职韩国的一家经济类媒体。

随着韩国经济增速放缓、老龄化加剧以及人工智能对大量中低层白领岗位的替代，年轻人的就业竞争变得愈发残酷。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干脆放弃求职，选择成为“休息青年”，结婚、生子等顺理成章的人生阶段也随之暂停。韩国统计厅数据显示，该国15—29岁的“休息青年”已达70万人。同时，已找到工作的年轻人也不再相信自己可以持续稳定地工作下去。韩国企业有一种说法叫“自愿退休”，本质上是企业为了降本增效，以各种手段强迫老员工提前“退休”。过去，“被退休”的人群以40—50岁为主，现在，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将20—30岁员工纳入“自愿退休”计划。

确定感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拥有自己的住房。但首尔不断攀升的房价让“稳定住房”的目标遥不可及。金素英独自住在仁川，每天去首尔上班的通勤时间都在3小时以上，她不觉得辛苦，因为大部分年轻人都是这样。首尔聚集了顶尖大学、大型企业和绝大多数就业机会，连续多年迎来年轻人净流入。然而，即使在首尔的边缘地区，单间的月租金也要50万—80万韩元，约合人民币2500—4000元。据韩国不动产院统计，首尔公寓的月租金涨幅达3.29%，为近十年来最高。截至去年12月，首尔的月租中位价格突破了100万韩元，相较而言，周边地区的租金还不到首尔的一半。因此，“住在京畿道，工作在首尔”成为年轻人的普遍选择。

然而，这种状态不可持续。在韩国的文化习俗中，“没有住房就没有婚姻”。首尔公寓平均房价已在2025年12月达到15亿韩元左右，京畿道地区的房价近年来也在逼近首尔的一半，远超大多数年轻人的支付能力。由于婚后难以负担购房成本，韩国“90后”多选择以“全租”作为过渡。这是一种韩国特有的租赁模式：租客一次性向房东支付相当于房价50%—80%的高额押金，在通常为两年的合同期内无须支付房租，期满后押金全额退还。但一次性至少要支付两三亿韩元押金，年轻人很难凑齐，一般都会背上贷款。如果考虑生育，为了住房的稳定，则一定会在孩子出生前买好房子。

与新林洞令人窒息的安静相比，首尔江南区大峙洞的傍晚却过度喧嚷。大峙洞聚集着上千家私立培训机构，被誉为韩国的“私立教育圣地”。养育一个孩子至大学毕业的成本约3.1亿韩元——这还是只上公立学校，不考虑私立补习班的情况下。韩国媒体测算，如果叠加补习费用，支出将超过5亿韩元。朴志秀说：“我肯定承担不了这么高的教育成本，所以选择不生。”历届韩国政府都尝试整顿私立教育，但收效甚微。多位专家指出，虽然随着少子化加剧，总体学生规模在减少，但整个韩国社会高度竞争的结构并没有改变。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，韩国的阶层流动性减弱，进入名校成为极少数仍然有效的上升通道。

这一背景下，一系列高考改革引入了综合评价等多元化招生模式，却让教育竞争从“单一的标准考试”变成更加依赖家庭资源与人脉的“多维竞争”。根据韩国教育部发布的调查，中小学私立教育平均参与率已达到75.7%，月均支出在70万—100万韩元的家庭占比最多。朴志秀曾在补习班短暂工作过，她发现，现在的孩子比她那时更累，不少小学生不仅一周要补习七天，每天还要连上两三个培训班。极端的教育“内卷”还在向学龄前延伸。韩国教育部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，5岁后，每10个韩国儿童中就有8人参加课外补习班。

育有多名子女的“80后”妈妈崔有珍在韩国主流媒体工作，长期报道低生育率问题。她指出，大峙洞的问题不只是费用，更是一旦进入这种环境与体系，家长会变得更加焦虑。随着出生率下降和独生子女家庭增多，父母的所有资源集中到唯一的孩子身上，还会进一步强化对私立教育的依赖。实际上，这里还暗含了另一层逻辑——从投资“子女数量”转向“子女质量”。经历过20世纪八九十年代经济高速增长、接受良好教育成长起来的一代韩国父母，对子女的期望也水涨船高。在攀比文化根深蒂固的韩国社会，如今，很多人想要成为别人眼中的“完美父母”，将子女的成功等同于家庭的成功，反过来，这也导致了年轻一代对婚育的“逆反”。

面对不断攀升的育儿成本，近年来，韩国政府持续扩大与育儿有关的现金补贴。2026年3月，韩国政府宣布从4月起扩大儿童津贴范围。作为韩国育儿福利最重要的普惠性制度，儿童津贴的发放始于2018年7月，最初仅针对0—5岁儿童，每月发放10万韩元现金补贴，2022年扩大到8岁以下，今年的新政决定进一步逐年提升年龄上限，到2030年覆盖至所有13岁以下儿童。其他现金补贴还包括庆祝新生儿诞生的一次性奖励与育儿补助。然而，崔有珍指出，与现实的育儿支出相比，补贴还远远不够。多位受访者指出，韩国育儿补贴政策有一个突出特点：资源高度集中于婴幼儿早期，政府的动机很明确，要促进“生育”这一行为本身。但如果从长期育儿成本等方面来看，现有补贴未满足育儿家庭的实际需求。

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研究表明，对于生育这样牵涉几十年未来的重大决策，短期的现金补贴不太可能产生决定性影响。更有效的生育鼓励政策应转向结构性改善，着眼于就业与住房支持，以及教育改革等长期制度优化，最终目标是要创造一个真正有利于育儿的社会环境。研究员朴钟瑞指出，韩国的低生育率源于不断降低的结婚率与扩大的晚婚人群，因此，提高结婚率至关重要，尤其是住房支持最为关键。住房是年轻人融入社会、拥有稳定生活的基础，尤其在首尔都市圈，如果不能提供合适的住房保障，年轻人一定会推迟结婚甚至不结婚。

自李在明政府上台以来，由于更关注公共租赁住房，“新生儿特别住房贷款”的获批数量暴跌了83.3%。想到与育儿有关的一系列账单，金素英就越发坚定了不生育的想法。她今年31岁，父母却从不催婚、催生，据她观察，身边多数同龄人的父母也都如此。时代已经变了，父母也清楚现在生育的经济压力有多大，必须是双职工才可能承担得起，而韩国当前的制度还无法允许人们很好地兼顾工作与育儿，孩子出生后，只能依赖祖父母帮忙照顾，对他们来说也是很大的负担。

换言之，韩国不少年轻人不只是对自己没有信心，更是对整个社会的未来失去了信心。这种悲观正是导致低生育率的核心原因。长期研究少子化应对的首尔国立大学经济学副教授黄智秀认为，不能孤立地看待低生育率问题，需要从整个社会的人口结构变化趋势入手。韩国最大的问题是同时面临超低生育率和严重的老龄化，到2060年左右，人口的一半将是老年人，国民年金枯竭在现行制度下几乎是既定事实。这种情况下，如果只是一味地问年轻人“为什么不生孩子”，这本身就会进一步加剧低生育趋势。

最近几年，韩国的“三抛世代”已发展到了“N抛世代”——不仅拒绝婚育，还放弃了买房、工作、朋友等。朴钟瑞认为，与老一辈相比，韩国今天的年轻人面临着更为不利的社会经济条件，代际差距在社会阶层、性别与地域等方面明显拉大，“N抛世代”的流行，恰恰反映出这种结构性不平等对当代青年的深刻影响。朴志秀最近忙着准备硕士毕业论文，她拥有一个不错的履历，本科在中国北京大学留学，硕士进入韩国梨花女子大学，专业是对外汉语。即使如此，她预计毕业后“肯定找不到好的工作”。如果不行，她计划继续读博，可能去中国，也可能去美国，不会留在韩国。